清军逼近天京之际，太平天国内部对于守卫天京的策略出现了重大意见不合。

李秀成与洪秀全在战略上各持己见，两者方案大相径庭。李有其一法，洪有其一道，两者截然不同。

尽管李秀成心有不甘，但无奈力量悬殊，最终只能遵循洪秀全的部署，担负起守卫天京的重任。

最终，天京失守，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，太平天国至此覆灭。

因此，李秀成在被俘后，言语中流露出诸多不情愿与不甘心的情绪。

众多后世专家与学者常感慨李秀成的策略未被采纳，对此深感惋惜。

那么，李秀成的战略是否真的比洪秀全更出色？若依李秀成之计守天京，能否守住？或许，至少能多坚守一阵？

【战略分歧】

1862年，湘军自安庆出发，向东挺进，目标直指太平天国都城天京，发起猛烈攻势。

紧接着，关于守卫天京的策略，洪秀全与李秀成之间出现了重大意见不合。

洪秀全的主张明确而直接：首要任务是集结兵力，迅速解除天京所面临的围困局面。

李秀成所表达的意见颇为含蓄，没有直接阐明，而是通过委婉的方式间接地传达了他的观点和看法。

李秀成于苏州与众将领商议后，决定采取持久对峙的策略。

李秀成主张：湘军自上而下，优势在水军，彼逸我劳，水道难争，且其军常胜，气势强盛，不宜直接交锋解围。

李秀成计划从苏州调物资、抽兵力增援天京，强化防御。待两年后湘军久攻疲惫，再出击，定能一举打破围城。

但洪秀全不愿与李秀成争辩，立即下诏令其率兵解围，李秀成无奈，只得遵从命令行事。

因此，李秀成与曾国荃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战。

结果是：数十万太平军难以战胜数万清军，经过46日激战，最终未能成功解围，以失利告终。

洪秀全接着提出“进北攻南”策略，命李秀成率兵渡江北上皖北，深入敌后与陈得才等部会合，以破坏敌后补给，实现“围魏救赵”，解除天京之围。

李秀成认为此计难行，坚持经营江浙以求持久，反对采取“进北攻南”的战略，立场未变。

然而，天王严令“主饬我进兵北行，势在必行”，李秀成在无奈之下，只得遵从命令，率军北上。

最终，李秀成率30万精兵出征，归来仅剩2万，其精锐部队近乎全军覆没。

随后，李秀成提出了“让出城池，撤退兵马”的策略。

简而言之，此后洪秀全与李秀成的争执焦点，已从如何守卫天京转变为是否应放弃天京的问题。

战略上现分歧，而洪秀全所采取的方略，经实践验证已告失败。

那么，李秀成所提出的策略，是否相较于其他更为高超呢？

【李秀成之策：延用固有套路】

后世诸多专家及友人，对李秀成守卫天京的策略持极低评价。

他们认为，李秀成仅是贪恋富庶的江浙根据地，对天京的安危并未给予足够重视。

实际上，情况并非如此！

李秀成的战略，实则遵循了太平天国一贯的既有策略，未跳出传统的框架与模式。

太平军初定都天京时，敌军即构筑江南、江北大营，意图对天京实施包围攻击。

然而，杨秀清并未急于直接解围，他选择分兵进行北伐与西征，将战线拓展至外线。

两年多后，西征取得阶段性成果，杨秀清随即调集重兵，迅速攻克江北、江南大营，成功解除了天京所受的围攻。

天京事变发生后，敌军迅速重建江北与江南大营，并重新启动对天京的围攻行动。

约3年后，陈玉成与李秀成于皖北获胜，随即合兵攻克江北、江南大营，再度解除天京之围。

显然，李秀成提出的“固守天京，两年后解围”策略，是沿袭自杨秀清时代的做法，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敷衍提出的方案。

至此，该策略是否仍然有效呢？其效用是否依旧值得考量？

【形势已变】

太平军先诱敌围困天京，自身外线发展，待敌围攻部队疲惫不堪时，再发动反击解围，此策略曾两次成功实施。

但此刻，形势已大不相同，再次采用此策略，已无任何成功的可能。

李秀成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：一，他在苏浙地区巩固并拓展势力，实力得到提升；二，湘军在天京久战未克，兵力疲惫。

然而，这两个观点均无法实现，缺乏现实基础。

外部的形势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切都不再是旧日的模样。

太平军初入天京时，绿营精锐已密布城周，但城外广大区域仍面临统治力量薄弱的问题。

特别是西部的区域，自武昌至南京一带，太平军不久前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横扫。

故而，暂置敌精锐于天京城外，先取敌力薄弱之广袤地域，以扩疆土、增兵力、积物资，而后回击敌军，此举胜算颇大。

天京事变后，敌军复围天京，但太平天国于安徽、江西仍保有广阔纵深与根据地，且军队实力尚强。

故而，应先置天京城外之敌于不顾，集中兵力于皖北打胜仗以稳局势，待局势稳固，再回师歼灭城下敌军，此举实为务实之策。

然而，自1862年起，太平军的局势全面恶化，陷入不利境地。

从表面来看，太平天国在江苏与浙江两地，依旧占据着相对辽阔的地域，并拥有较为可观的兵力。

然而，尽管兵力众多，但精锐之师却寥寥无几。

太平天国晚期，陈玉成部长期担任主战任务。其兵团覆灭后，李秀成兵团虽兵力众多，却多为新兵，整体战斗力并不强大。

无论是与曾国荃、李鸿章还是左宗棠交锋，李秀成的军队即便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，也往往无法战胜对手。

疆域看似辽阔，然而实则缺乏天然屏障保护，防御能力薄弱。

苏州与杭州，均不具备安庆那样的屏障功能，同时也缺乏足够的险峻地势以供防守。

江苏的李鸿章与浙江的左宗棠，虽兵力有限，却配备新式火器，攻坚力甚强，更获洋人直接军事支援。

在此情形下，不仅谈及发展形势不切实际，就连维持苏浙现状也极为困难。

敌人尚未会师，且其老兵已显疲惫之态，战斗力大不如前。

湘军，其士气不衰，老兵亦无疲态。他们始终保持战斗力，不会因长久征战而师老兵疲，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军事风貌。

湘军围攻九江、安庆均超一年，却未显疲态，反而愈战愈勇，最终赢得了胜利！

加之，攻克安庆后，朝廷大幅提升了曾国藩的权势，使得湘军所能获取的资源远胜于往昔。

李秀成寄望于湘军在天京城下因久战而师老兵疲，战力下降。

然而，湘军偏爱采用“构建坚固营地，进行持久战”的策略，与你缓缓周旋，这正是他们所擅长的作战方式！

时间流逝，敌人对天京的围攻日益加剧，太平军面临的解围难度也将愈发增大，形势愈发严峻！

故而，李秀成的策略，虽沿袭了杨秀清时期的传统模式，却已然“不合时宜”！

【洪秀全之策，并非没有机会】

李秀成的策略缺乏现实性，然而，洪秀全的原本计划实际上却是存在成功机会的。

在军事才能上，洪秀全远不及李秀成，他并不擅长打仗，这一点与李秀成相比存在明显差距。

然而，就当时情况看，洪秀全的计划本有机会成功，遗憾的是，李秀成未能有效执行该方略。

早早时便有直接解围的良机，且具备相应把握，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实际执行。

当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直接解围之际，恰逢湘军犯下一个失误。

当时，曾国藩计划采取稳健策略，先稳固后方，再逐步向天京推进，确保每一步都扎实可靠。

然而，弟弟曾国荃凭借新胜之气势，不顾一切地冒进，一鼓作气，率军直逼雨花台下！

当时，曾国荃麾下仅有18营共9000人，周围二百里内无其他友军支援，且缺乏天然险要作为屏障。

此刻，若李秀成接获洪秀全指令后立即行动，他完全有机会击退，乃至消灭曾国荃的部队。

然而，李秀成行动缓慢，自5月至9月，足足拖延了四个月的时间，才前来解围。

近期，曾国荃兵力增至2万余，已完成扎营设垒，稳固阵脚。他深挖沟壑，高筑营垒，成功扭转局势，由被动转为主动！

尽管情况如此，李秀成仍完全有能力打败敌人，取得胜利。

湘军与太平军激战46日后，湘军损失5000将士，将领曾国荃亦受伤；相比之下，太平军伤亡人数亦未达万数。

在天京的生死决战中，数十万将士激战46日，伤亡惨重，这一代价反映出李秀成并未全力以赴，未达不惜一切的地步。

另外，当损失尚可接受时，李秀成就选择了撤军，这进一步体现了他在决策上的不够坚定。

显然，若李秀成完全遵循天王的战略，当时成功直接解除围困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。

“进北攻南”的策略虽有成功的可能，然而因错失良机，最终未能如愿以偿，导致了失败。

天王制定北攻南进的策略时，已具备实施该计划的有利条件。

湘军当时集中全力于天京前线，后方防御薄弱，自和州至武汉，沿途除庐州、安庆外，绵延千里之地几乎无兵防守。

若李秀成立即行动，渡江并深入敌后，突破湘军包围，与陈得才20余万大军会师，于长江中游开新战场，直逼武汉，则局势有望好转。

李秀成计划先诱敌围困天京，自己则在外增强实力，迫使敌军分散，待时机成熟再解天京之围，不是吗？

显然，正确的做法是向敌人空虚的中游腹地及湘军后方进军，而非在苏浙地区与李鸿章、左宗棠进行攻守缠斗。

李鸿章、左宗棠乃劲敌，局面难展。且就算二人在江浙受挫，曾国藩亦未必分兵相救，此点在李秀成东征时已得验证。

相较而言，采取“进北攻南”策略，直捣湘军空虚的后方，并与兵力雄厚的友军会合，无疑是更为明智且有利的决策。

尽管如此，李秀成虽受命于天王，但仍故技重施，拖延了整整3个月，才着手执行命令。

三个月内，曾国藩彻底洞悉了太平军的意图，构建了深度防御体系，并执行了坚壁清野策略。

因此，当李秀成再次实施“进北攻南”策略时，已错失最佳时机，结果遭遇了惨重的失败。

总之，在保卫天京的战役里，李秀成的战略并不出色，而洪秀全的策略原本也并不算差劲。

问题在于，李秀成与洪秀全的方略，均未得到妥善执行。

李秀成本欲稳固苏浙，却频繁率大军赴天京，此举反而加速了苏浙地区的失守。

洪秀全为解天京之困局，多次错失良机，皆因李秀成需兼顾苏浙战事，致使他无法全身心投入解围行动。

最终，无论是哪一方，都未能得到好的结局，两头落空，皆无善终！

若全员齐心协力，坚决贯彻某一策略，那么最终的局势定会远胜于后来实际所展现的境况。

然而，问题在于上下不一致，心不专一，导致任何方略都无法有效实施，结果自然不尽人意！

团队心不齐时，探讨任何战略方针均无实际意义，难以形成共识与执行，故先聚人心，再议方针，方为上策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